稷下学宫在教育史上的创新与超越

稷下学宫是集学术、政治、教育为一体的思想文化中心。长期以来学术界十分注重对其学术贡献、地位的探讨和挖掘，从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其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单列《稷下通考》，首句即云：“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首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1]268其后对稷下的学术活动的研究，尤其对其在诸子百家争鸣中地位、贡献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经过长期研究，在许多方面达成学界的共识，例如：认为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其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等等。稷下为齐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设，历代学者对其政治性质也早有论述和关注。例如，《新序·杂事》中即说：“稷下先生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记载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然而，对稷下教育性质的探讨以及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贡献、地位的研究是薄弱的，既缺乏深入，也存在歧见。例如在稷下研究史上影响巨大的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就说：“齐国在威、宣两代，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2]157他又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2]158在这里，郭老充分肯定了稷下学宫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同时对稷下的教育性质实际上提出了质疑。

一、对稷下学宫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笔者曾较多地查看过建国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所涉稷下学宫很少，甚至有的教育史著作不提及稷下学宫[3]。近三十来稷下学宫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大家逐渐关注到稷下学宫对教育史的贡献，但是，即使在对战国时代教育的研究中，对稷下学宫的研究、探讨仍然是薄弱的，是与其地位不相称的。

看来，要探讨稷下学宫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首先要深入探讨稷下学宫的教育功能。亦即对学宫社会历史功能主体的认定是大学堂？还是研究院或政治参议院？如果是大学堂，它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有什么意义和贡献？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稷下学宫就其主体社会功能看，与后世对其称为“学宫”的认识是一致的，即：主要为教育性质的机构，它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在战国时代礼贤下士的文化背景下，将养士之风导向官办大学的伟大教育创举。从中国教育史的发展角度看，它传承、革新了传统的官学教育，与孔子创办私学一样，都是空前伟大的创举。而它与孔子私学相比较，既传承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精神、方法甚至制度、规则，又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创新和超越。稷下学宫被建设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大学，并与学术研究创新和为政治现实服务紧密结合，成为后世大学最早的雏型。

应当承认，田齐统治者创办稷下学宫的目的，并非是在大办教育，甚至也并不是为了推动学术发展。其意图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的“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它是政治的需要。但稷下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效能，却使它实际上成为一座以教育功能为主体，将培养人才、学术研究争鸣、为现实政治服务融为一体的名副其实的大学堂。说其是以教育功能为主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具有大学的基本要素和条件

1．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和优越的基础设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记载虽简略，但透露出很多信息：一是学宫经过了精心的选址。《左传·昭公十年》记载：“五月庚辰，战于稷，栾、高败，又败诸庄。”杜预注：“稷，地名，六国时齐有稷下馆。庄，六轨之道。”《释宫》云：“六达谓之庄。”《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可见，学宫是建在都城内直通稷门的最宽阔大道之上。二是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校舍建筑群。“高门大屋”所述虽简，已显建筑的宏伟；司马光《稷下赋》描述为：“筑钜馆，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可见其设施的豪华。

2．有众多师生居间教与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三进稷下、时长近二十余年的孟子，周游列国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战国策·齐策》中，齐人称田骈是“先生设为不宦，訾养千钟，徒百人”；而稷下的前辈学者淳于髡去世后，“诸弟子三千人为之衰絰”(《太平寰宇记》卷十九)。由此可见各派学者生徒之多，学宫之中，师生人数之众。如此之多的师生济济一堂，讲学、讨论、研讨，其盛况是可以想见的。学宫也定期举行大型学术辩论会，刘向《别录》记载有“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谈说之士，说明参加者广泛，并不限学派范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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