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官学教育主张探微

在中国数千年的教育长河中，官学对于社会教化、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始终作为主流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柱作用。关于两晋时期的官学，虽然玄风盛于一时，也直接影响到官学教育主张的士族根基与社会受众，但从《晋书》这部官修正史所记载的教育著述来看，既讲求德治传统，又最大化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儒学教育主张始终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另外两晋时期民族与阶级矛盾突出，完备的官学教育思想主张对于解决治乱问题能够起到“勉其前”的特殊作用，因此儒学核心思想始终作为统治阶级教育改良的出发点与论证点。

一、“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观

官学教育，作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培养所需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历代都被统治者给予很高重视。在两晋近两百年时间里，官学的设置始终随着国家的兴衰而时兴时废，又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化转型期，所以其教育理想论既有着对秦汉教育思想的继承，也有符合两晋时代特征的发展。

纵观《晋书》所记皇帝诏书，无论政治与阶级背景动乱与否，其“尊儒重教，化民成俗”的主导教育理想却是不曾变更的。以儒术起家的司马氏将“崇儒重教”定为基本文教政策，司马炎即帝位后，“泰始六年，亲临辟雍，行乡饮酒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1](P60)(《晋书·武帝纪》)以表崇儒重教之立场，而作为基本文教政策。“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列；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1](P736)(《晋书·职官志》)武帝早在即位初年就创设性地并举国子学与太学，可见其对世族统治起基建性作用的官学极为重视。不仅如此，早在即位第四年(泰始四年)颁布“敦喻五教诏”，尤其强调“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1](P57)(《晋书·武帝纪》)武帝诏令中“遵孝悌之义”正是对儒家传统孝德教育思想的继承。

史料记载西晋儒学家傅玄在其给皇帝上疏中多次言及儒学为“王教之首”，强调儒学礼仪教育之重要性：“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1](P1318)(《晋书·傅玄传》)以及《陈时务疏》阐述要达到“儒家为典”教育理想，中央与地方的官学教育就成为社会教化必需的实施方式，即“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则，尊其道者，非惟尊其书而已，尊其人之谓也；贵其业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选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学校之纲举矣。”[1](P1319-1320)(《晋书·傅玄传》)傅玄对官学的此番阐述是对痒序之教的再次整合，称为“弘道”，同样也是在晋代尚玄风气下对孔子所倡导的学校价值、教育目标之正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敦风喻教”的教育理想绝非官学模式下的典章制定这么简单，而是在整个社会先形成尊师风气，进而引导整个官学体系以师德用人，这才是真正的“弘道”。

其他如鄱阳内史虞溥“大修痒序、广招学徒”，著令《移告属县广开学业文》“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1](P2140)(《晋书·虞溥传》)杜预镇守荆州“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1](P1031)(《晋书·杜预传》)平原太守李重“修述儒道，义在可嘉……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1](P1312-1313)(《晋书·李重传》)西晋时期，中央与地方官员办学兴教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尊儒敬师”的学风、“正德守礼”的社会风气。

西晋中后期乃至东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政府政令废弛，官学的正常发展自然是不可能的，但“以儒立国”仍然是东晋朝基本文教政策，至于中央与地方是否施行抑或施行情况如何则另当别论。东晋元帝从荀崧奏《请增置博士疏》，乃令《议置博士诏》“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凡九人。”[1](P1977)(《晋书·荀崧传》)经“永嘉南渡”、晋室草创之际，依然针对“儒学尤寡”的现状进行兴学教化；以及辅佐司马氏建立东晋王朝的王导《请修学校表》、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教》等疏议奏请都强调官学的重要性，以达到“弘儒”之理想；及至晋明帝《尊师傅诏》、袁环《请建国学疏》“崇典训以宏远代，明礼乐以流后生……”[1](P2166)(《晋书·袁环传》)更加明确地指出官学教育与政治、名教不可或缺的联系，以达到“尊师”之价值观。虽然“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1](P149)(《晋书·元帝纪》)但“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1](P2167)(《晋书·袁环传》)施行情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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