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地处乌江流域的黔东地区，是武陵山区的腹地，更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在古代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始终是“比于内郡”，“冠于全省”。早在新石器时代，黔东地区与长江流域就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当时乌江水系在传播长江流域文化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隋唐至宋元时期，黔东地区教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原王朝很多官员被贬到黔东地区任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黔东地区的传播，为黔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明代建省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贵州地区统治的加强，黔东地区的教育也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此后黔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出现较大的起色，逐渐赶上了中原地区。 一、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背景 自明代贵州建省以来，黔东地区的教育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黔东处于云贵高原东部，地形崎岖。以黔东地区的铜仁府为例，“铜仁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坦地，偶有平坦，率皆缘溪萦转，山所在即川所在，名无可名，亦书不胜书也”[1]15。加上自古以来都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蛮夷”之地，因此，黔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很缓慢。唐宋以来，随着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黔东地区的经济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明朝贵州建省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黔东地区的开发和扶持力度，明清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甚至减免赋税、重视和鼓励经济作物发展的政策，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黔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中央政权巩固统治的需要 自明朝在贵州建省后，明清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统治，在黔东地区除了设置卫所和建立官制来加强军政管理和政治统治外，还特别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无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里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教。”[2]中央王朝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宣扬朝廷的威严，从而达到以夏变夷、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三）唐宋时期教育的发展为明清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以前，黔东地区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学校也不多，早期的教育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培养人才。直到唐宋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才有了一定的发展。黔东地区虽然地处边远山区，社会经济发展也很滞后，但是由于处在湘渝黔三省的交界处，深受巴蜀和荆楚文化的影响，教育开始走在贵州最前面。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6-1162年）创建在思南府所辖的沿河司（今沿河县）城东銮塘村的銮塘书院，既是黔东地区也是贵州全省最早的书院。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在印江县附近的甲山寨建立的甲山寨私塾则是黔东地区最早的私塾。这些资料表明，作为封建学校教育体系的主要办学形式，早在唐宋时期黔东地区就已经基本具备，这就为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教育基础。 （四）大量移民的迁入促进了教育发展 黔东地区最早的居民以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为主，而且人口总数很少。13世纪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黔东地区，使得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人口剧增，明清时期汉民迁移到黔东地区的情况大致如下，“思南府，汉庄一百九十一处；安化县，境均系汉庄；务川县，惟川民流寅者多，通属汉庄七十有九，无苗疆；印江县，并无苗寨；石阡府，通计汉庄一百三十有奇，苗寨十四；松桃厅，乾隆中厅属苗寨三百五十，共五千九百九户，计今减去户口四分之一。”[3]351这些人主要通过民屯、军屯、商屯等形式迁移到黔东地区的各府州县。以黔东地区的思南府为例，明清时期迁入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于陕西和江西等省，并且以军屯和民屯的形式迁入，据史料记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4]46。民屯、军屯、商屯以及大量军屯家属的迁入，为贵州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湖南、江西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大量迁入同时也为黔东地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主要从官学的发展、书院的发展以及私塾的发展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一）官学的发展 官学，是古代最主要的教育制度，既有中央官学也有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是由封建王朝直接创办和管理。而地方官学则由地方政权所管辖。官学的创办历史最早在汉朝，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频繁，官学时建时废。直到随着唐朝的繁荣发展，中央官学逐渐兴盛，地方官学则到明代前期才完全兴盛起来。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黔东地区的统治，不仅加紧军事方面的统治，而且为了奴化人民进行思想方面的统治，还积极发展地方官学。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官学的发展概况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统治，便下令在全国各府州县开设学校教育。黔东地区的官学兴建最早始于1407年。“明永乐五年，在思南建立的宣慰司学是黔东地区最早的官学，后相继建立乌罗府学、思南府学、铜仁府学、铜仁县学、玉屏县学、松桃直隶厅学、铜仁社学等”[4]13。铜仁府学（地址在今天的铜仁市境内）便是在明成祖时期建立的，但是后来却遭到拆毁。史料记载：“在府治东，明永乐十三年知府周骥建，宣德七年毁。正统八年，知府萧和鼎、洪钧相继修建，十四年毁……道光三年，知府陈兆熙先后改拨，仍为复旧，至今憾之”[4]230。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的不完全统计，在黔东地区教育史上，官学从其兴建到废除，共经历497年，全地区先后共建官学21所，其中府学有4所，县学有4所，厅学、卫学、司学各有1所、社学10所。可见，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官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学校的规模还是分布的范围，都是之前各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官学发展的特点 黔东地区紧邻巴蜀、荆楚之地，官学的发展深受其影响，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与这些地区相比，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还是很薄弱的。而且又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在推行时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生了碰撞，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 （1）形式多样 明代贵州建省以前，黔东地区的地方官学几乎没有发展。而在建省以后，在中央王朝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长期共同努力之下，黔东地区的官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建立了形式多样且较为系统的官学教育体系，有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州县学，如思南府学、石阡府学、铜仁府学、印江县学、铜仁县学等；有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所学，如平溪卫学；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的土司学，如宣慰司学；还有在广大农村建立的社学，如铜仁社学。形成了以府州县卫学为主，社学为辅的教育体系，既传播了思想文化，又为中央王朝培养了各种人才，巩固了封建统治。 （2）官学向民族化、平民化发展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大多数时候只对上层人士开放，就算到了科举制度盛行的唐宋时期，虽然放宽了对出身门第的限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但也还有“工商杂类”不得入学的规定。到了明代，黔东地区则逐步取消了类似的规定,封建文化学校教育开始对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士人开放，基本上取消了对学员的等级身份的限制，这就促进了民族教育和平民教育的迅速发展。在思南府土家族聚居地区设立的宣慰司学和在农村建立的各种社学，如铜仁社学、印江县社学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3）以社学为主的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完善 明清时期，随着黔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受巴蜀、荆楚等中原文化的影响，带有启蒙、普遍性质的社学开始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各地有司积极设立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导善民俗。”[4]25而且在学习内容、教学活动、生源、师资等各个方面都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成为黔东地区乃至整个贵州平民阶层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二）书院的发展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北宋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书院教育的繁盛，书院开始进入今贵州境内。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为黔东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推动了黔东地区学术文化的进步。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的发展概况 黔东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书院，当时正值北宋灭亡，宋廷南迁，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大量的人口南迁，从而也使得书院开始传入黔东地区，并开始发展起来。南宋时期，黔东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书院——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竹溪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尚留遗址断碑，余无考。”[5]到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先后建立了29所书院，有“铜仁府的铜江书院和卓山书院；思南府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中和书院、文明书院、凤冈书院和文思书院；石阡府的镇东书院、明德书院、龙川书院、起凤书院等等”[4]34。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的数量较多。书院在黔东地区的兴起,对黔东地区儒学文化的普及、学术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发展的特点 书院是由中原地区传入黔东地区的，作为中原文化的一种载体，书院既保存了儒学文化的传统特点又因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在黔东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1）内容以传授王阳明的心学为主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黔东地区各大书院的特色就是以学习王阳明的心学为主。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站（今贵州省修文县），在阳明洞潜心研究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思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学”体系。王阳明最早在贵州的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进行讲学，并传播他的“致良知说”、“知行合一”的新儒学思想，进而扩展到其他地区的书院。而后王阳明的思想因其本人的讲学以及其身后大量的“黔中王门子弟”的传播，贵州大部分的书院逐渐发展以学习王阳明“心学”为主。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心学的传播者以思南府人李渭最为有名，他也在黔东地区各大书院进行自由讲学，将心学传播到思南府以及附近的铜仁府、石阡府等府属，从而也传播了一些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黔东地区书院的发展。 （2）书院发展民族教育色彩浓 民族教育色彩浓厚是黔东地区书院发展的一大特色，在这点上，与中原地区的书院有很大的不同。黔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卫所和流官，同时更注重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兴办官学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书院，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黔东地区的思南府就是土家族聚集的地区，明清时期也在此处建立一些书院，如：明隆庆年间，佥事周以鲁在思南府建立的斗坤书院，知府田稔、推官伍次及郡人李渭讲学于为仁书院。为了促进书院的发展，必然得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符合，从而使得书院教育民族色彩浓厚。 （3）官民合力办书院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书院迅速发展并呈现出官民合办的特征。很多地方官员把兴办书院、培养人才作为第一要务，积极投身到书院教育之中去。以明清时期的铜仁府为例，著名的铜江书院和卓山书院分别就是在当时的地方官员毛科、易佩绅的主持或者支持下兴办的。石阡府的明德书院则是在明朝隆庆六年由知府吴维创建的。而在官员积极兴办书院的同时，一些地方上的绅士、重要人物也积极参与进来，如印江县正本书院的建立则是由地方起义军首领出资的，“清朝同治七年，正本书院建于印江县的木黄镇，当时天堂乡陡溪苗族起义首领严黑山的百余担田产和木黄镇老寨人杨立正德20余担田产被提作书院学田”[4]26。又如松桃直隶厅的松茂书院也是于“光绪元年地方绅士戴明扬等筹建”[4]27。 （4）书院的官学化 最初设立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官学的不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院的发展逐渐趋向官学化。到了清代，黔东地区的书院无论是在创办权上、书院的经费来源还是书院的管理权上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官府的手上，一步一步官学化。又由于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儒学的四书五经为主，以培养官吏为目的，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三）私塾的发展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是中国教育史上，开设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实行范围最广的一种教育形式，私塾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坐馆，由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教学；二是廷馆，由村寨的富裕人家选举学东，请塾师来教书；三是族馆，是同一家族在祠堂内设置的；四是会馆，以同乡会的会馆为地址。据载，中国古代私塾最早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设帐施教”，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终止，历时2000多年，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私塾得到迅速的发展。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记载，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有名的私塾有铜仁县的马脚营察院山私塾、白水洞私塾；德江县的新场镇馆；玉屏县的鸿雷草堂等私塾。除开这些府县私塾的发展以外，黔东地区各府州县的私塾也大量发展。以清代光绪三十一年为例，“黔东地区共有私塾1 011所，有塾师1 011人，学生人，其中铜仁市有私塾127所，学生2 015人，塾师127人：石阡县有私塾数143所，学生数有1 892人，塾师数有143人；思南县私塾数330人，学生数为5 960人，塾师数330人”[4]28。由此可见，在明清之际，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发展的特点 （1）发展规模远超过前代，且种类多样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私塾迅速发展，超过前代，上文中已经提到，以清光绪三十一年为例，黔东地区就有私塾1 011所，其数量之多，为以前各朝代所不能比拟。此外，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种类多样，主要有坐馆、廷馆、族馆、会馆四大类。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2）办学地点、招生条件不受限制 由于私塾种类多，规模大，且私塾绝大部分建在乡村，教学地点、入学年龄、教学的内容以及学习的年限都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就教学地点而言，既可以在塾师家里、在商会会馆、在学生自己家里，也可以在家族的祠堂等等。学生年龄、文化程度也不限制，五六岁的儿童、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以及一字不识的文盲和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学生都可进入私塾。而教学内容则可以完全根据塾师个人水平、兴趣以及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来教授，一般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层次高一点的则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或者学习塾师自己编写的教材。 （3）教学思想封建 由于私塾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私塾在兴办的过程中，也往往带有很强的封建思想在里面。在传统的私塾中，办学以培养学生的封建道德，灌输“忠君”“尊孔”等思想为主，而且以“学而优则仕”为指导思想，使得大部分学生进入私塾的目的大都以追求功名、光宗耀祖为主，而不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私塾的发展既有优点，也有缺陷，但是以其优点为主，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教育的发展，为后来民国、新中国新式学堂和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明清时期，为了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黔东地区的传播。随着中原文化不断的向黔东地区的渗透，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和社交的扩大，黔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纵横两方面都向着更强劲的势头前进。 1.推动黔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两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北方大量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移至贵州。大量移民的迁入，给贵州带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于是黔东地区开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生产方式由以前的“刀耕火种”开始转为“精耕细作”，农作物的品种也开始增多，如铜仁府，“铜仁一府的水稻就有44种之多，包谷则有九子包谷、黏包谷、糯包谷、红包谷、黄包等种类”[6]30。包谷、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开始引进黔东地区，“山农锄载石之土，杂种包谷、高粱、粟谷、尤恃番薯以给朝”[6]20。还有从当地民间流传的民族歌曲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如:“锄头、犁耙、柴刀，没有它们，五谷不能生长，我们没有饭吃。”[3]11这首民歌反映了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开始摆脱原始的生产工具和耕种方法，采用了比较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使得农业有所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黔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大批匠户的迁入还促进了该地区矿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思南、铜仁等府设朱砂水银场局，思播、普安、乌撒等地开采黑铅”[3]14。矿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2.文教日渐发达，人才辈出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得以有一大批人才的出现，与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大批人才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在明、清两代5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中，黔东地区的生儒学子，登进士者126人（其中明代有43人，清代83人），中举人者878人（其中明代337人，清代541人），贡生1843人（其中明代656人，清代1 187人）。”[4]16在这些人之中，有很多著名的士人，他们或为贡生或为朝廷官员。比如，田秋（1494年-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思南府水德司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云南乡试举人，先后担任了福建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等要职，后升任广东左布政使。田秋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正直敢言，取得了较显著的政治业绩和声望，《黔诗纪略》云：“西麓在谏垣最有声，云南差镇内官肆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悉请裁汰。……，议郊坛不应侵民冢，土地坛不当合祭，皆引议侃侃”[7]18。李渭，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德江县）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举人，历任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云南左参议等。李渭潜心研究儒学，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讲学反对空论，主张实践。他与清平的孙淮海、贵阳的马心庵被称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神宗赐他对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此外，还有著名的石阡府人王德本，铜仁府徐穆、徐如澍和曾瑞棻等人。这些人的成就得益于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当他们取得成就之后，又反过来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他们各自的小力量又进一步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被后人所深深敬仰。 3.各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文化的传播要靠教育为载体，明清黔东地区通过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使得中原地区优秀的文化不断的渗透到黔东地区少数民族的各个层面，促使了黔东地区的教育文化与时俱进。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已为各族人民所广泛接受，儒家宣扬的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道德原则逐步在黔东地区确立起来，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民“多气节，崇儒术,尚礼义,以气节相高，而耻为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不异中州。”[8]30与此同时，迁入到黔东地区的移民，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影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社会生活习惯等等有较多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把少数民族优秀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带回汉族地区，从而为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民族歧视消失，使得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 4.为后世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为后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清代，黔东地区的教育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教育策略。在清代的教育体系中，官学得到不断的发展，书院和社学的发展也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渐渐的纳入了官学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黔东地区贫困子弟的读书问题，清政府增加了义学这种新的教育形式，打破了土司贵族子弟及地方豪强地主子弟长期垄断教育的局面，广大贫苦百姓的孩子也享受到了先进的教育。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基本改变了黔东地区教育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明清黔东教育开启了贵州大众教育的先河，经过不断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育体系也得到不断的完善，为后世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虽然促进了黔东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也给黔东地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使得人们成为科举制的附庸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和进步。但是，统治者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所以无论是官学、书院还是私塾的兴办，都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清时期主要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教学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教学方式模式化，对知识不求甚解。发展教育最主要目的也是培养封建统治所需的人才。士人们一心想着进入仕途来光耀门楣，而不顾所学知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从而也就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2.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 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大量传统民族文化的流失。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汉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黔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饮食等风俗习惯不断发生变化。 黔东地区是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朝以前，各少数民族大都只会讲本民族的语言和听懂一些相邻民族的语言。明以后汉文化的传入，使得黔东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在边远地区没通汉语之外，其他的地方汉语逐渐成为了公共的交际用语，甚至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被汉语所取代。“遵义府、铜仁府所属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侗族、蒙古族以及都江厅属的瑶族中，许多人的民族语言已渐为汉语所取代。”[3]30在饮食上，明清以前，“苗，炊熟必成团冷食，佐食惟野蔬，无匙箸，皆以手掬”[3]10。到了清代，在汉民族的影响之下，黔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开始使用筷子、杯子等饮食工具。在服饰上，清王朝还曾对黔东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过强制性的改革。比如：现如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的服饰趋于大众化，就是二百多年前清政府实行强迫同化政策，逼令改装的结果。在丹寨县，不准苗族人民讲苗语，禁止苗族妇女穿裙子、挽发髻。对不愿改变装束的群众要“拿当奸匪究办”，并派兵把守在山路口和场坝上，手持剪刀强迫剪掉苗族妇女的裙子和头发。这种强制性的改革，严重违背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促进了整个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其积极影响还是大于负面影响的。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既是黔东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黔东地区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不同教育形式的互相渗透则奠定了当今黔东教育的基础，其历史继承性也决定了其特点对于当今教育的重要意义。唯有把握其历史特点，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发展黔东地区的教育事业。 地处乌江流域的黔东地区，是武陵山区的腹地，更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边陲的纽带，在古代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始终是“比于内郡”，“冠于全省”。早在新石器时代，黔东地区与长江流域就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当时乌江水系在传播长江流域文化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隋唐至宋元时期，黔东地区教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原王朝很多官员被贬到黔东地区任职，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黔东地区的传播，为黔东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明代建省后，随着中原王朝对贵州地区统治的加强，黔东地区的教育也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此后黔东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出现较大的起色，逐渐赶上了中原地区。 一、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背景 自明代贵州建省以来，黔东地区的教育无论是从规模还是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黔东处于云贵高原东部，地形崎岖。以黔东地区的铜仁府为例，“铜仁跬步皆山，无数里平坦地，偶有平坦，率皆缘溪萦转，山所在即川所在，名无可名，亦书不胜书也”[1]15。加上自古以来都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属于“蛮夷”之地，因此，黔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很缓慢。唐宋以来，随着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黔东地区的经济才有了一定的发展。明朝贵州建省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黔东地区的开发和扶持力度，明清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甚至减免赋税、重视和鼓励经济作物发展的政策，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黔东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二）中央政权巩固统治的需要 自明朝在贵州建省后，明清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统治，在黔东地区除了设置卫所和建立官制来加强军政管理和政治统治外，还特别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谕中书省臣:“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无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里学校，延儒师，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教。”[2]中央王朝希望通过发展教育来宣扬朝廷的威严，从而达到以夏变夷、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三）唐宋时期教育的发展为明清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清以前，黔东地区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学校也不多，早期的教育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培养人才。直到唐宋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才有了一定的发展。黔东地区虽然地处边远山区，社会经济发展也很滞后，但是由于处在湘渝黔三省的交界处，深受巴蜀和荆楚文化的影响，教育开始走在贵州最前面。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6-1162年）创建在思南府所辖的沿河司（今沿河县）城东銮塘村的銮塘书院，既是黔东地区也是贵州全省最早的书院。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在印江县附近的甲山寨建立的甲山寨私塾则是黔东地区最早的私塾。这些资料表明，作为封建学校教育体系的主要办学形式，早在唐宋时期黔东地区就已经基本具备，这就为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教育基础。 （四）大量移民的迁入促进了教育发展 黔东地区最早的居民以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为主，而且人口总数很少。13世纪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大量的汉族人口迁入黔东地区，使得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人口剧增，明清时期汉民迁移到黔东地区的情况大致如下，“思南府，汉庄一百九十一处；安化县，境均系汉庄；务川县，惟川民流寅者多，通属汉庄七十有九，无苗疆；印江县，并无苗寨；石阡府，通计汉庄一百三十有奇，苗寨十四；松桃厅，乾隆中厅属苗寨三百五十，共五千九百九户，计今减去户口四分之一。”[3]351这些人主要通过民屯、军屯、商屯等形式迁移到黔东地区的各府州县。以黔东地区的思南府为例，明清时期迁入该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于陕西和江西等省，并且以军屯和民屯的形式迁入，据史料记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4]46。民屯、军屯、商屯以及大量军屯家属的迁入，为贵州带来大量的劳动力，再加上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湖南、江西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大量迁入同时也为黔东地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提高了该地区的人口素质，从而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主要从官学的发展、书院的发展以及私塾的发展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以下分别展开论述： （一）官学的发展 官学，是古代最主要的教育制度，既有中央官学也有地方官学。中央官学主要是由封建王朝直接创办和管理。而地方官学则由地方政权所管辖。官学的创办历史最早在汉朝，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频繁，官学时建时废。直到随着唐朝的繁荣发展，中央官学逐渐兴盛，地方官学则到明代前期才完全兴盛起来。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黔东地区的统治，不仅加紧军事方面的统治，而且为了奴化人民进行思想方面的统治，还积极发展地方官学。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官学的发展概况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为了巩固政权统治，便下令在全国各府州县开设学校教育。黔东地区的官学兴建最早始于1407年。“明永乐五年，在思南建立的宣慰司学是黔东地区最早的官学，后相继建立乌罗府学、思南府学、铜仁府学、铜仁县学、玉屏县学、松桃直隶厅学、铜仁社学等”[4]13。铜仁府学（地址在今天的铜仁市境内）便是在明成祖时期建立的，但是后来却遭到拆毁。史料记载：“在府治东，明永乐十三年知府周骥建，宣德七年毁。正统八年，知府萧和鼎、洪钧相继修建，十四年毁……道光三年，知府陈兆熙先后改拨，仍为复旧，至今憾之”[4]230。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的不完全统计，在黔东地区教育史上，官学从其兴建到废除，共经历497年，全地区先后共建官学21所，其中府学有4所，县学有4所，厅学、卫学、司学各有1所、社学10所。可见，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官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是学校的规模还是分布的范围，都是之前各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官学发展的特点 黔东地区紧邻巴蜀、荆楚之地，官学的发展深受其影响，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与这些地区相比，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还是很薄弱的。而且又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在推行时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生了碰撞，呈现出其独有的特征。 （1）形式多样 明代贵州建省以前，黔东地区的地方官学几乎没有发展。而在建省以后，在中央王朝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长期共同努力之下，黔东地区的官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建立了形式多样且较为系统的官学教育体系，有按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府州县学，如思南府学、石阡府学、铜仁府学、印江县学、铜仁县学等；有按军队编制设立的卫所学，如平溪卫学；有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的土司学，如宣慰司学；还有在广大农村建立的社学，如铜仁社学。形成了以府州县卫学为主，社学为辅的教育体系，既传播了思想文化，又为中央王朝培养了各种人才，巩固了封建统治。 （2）官学向民族化、平民化发展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大多数时候只对上层人士开放，就算到了科举制度盛行的唐宋时期，虽然放宽了对出身门第的限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但也还有“工商杂类”不得入学的规定。到了明代，黔东地区则逐步取消了类似的规定,封建文化学校教育开始对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士人开放，基本上取消了对学员的等级身份的限制，这就促进了民族教育和平民教育的迅速发展。在思南府土家族聚居地区设立的宣慰司学和在农村建立的各种社学，如铜仁社学、印江县社学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3）以社学为主的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完善 明清时期，随着黔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受巴蜀、荆楚等中原文化的影响，带有启蒙、普遍性质的社学开始发展起来。据史料记载:“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各地有司积极设立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导善民俗。”[4]25而且在学习内容、教学活动、生源、师资等各个方面都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成为黔东地区乃至整个贵州平民阶层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场所。 （二）书院的发展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成于唐末五代，北宋进一步确立和发展。南宋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书院教育的繁盛，书院开始进入今贵州境内。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为黔东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推动了黔东地区学术文化的进步。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的发展概况 黔东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书院，当时正值北宋灭亡，宋廷南迁，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南移，大量的人口南迁，从而也使得书院开始传入黔东地区，并开始发展起来。南宋时期，黔东地区建立了最早的书院——銮塘书院和竹溪书院，“銮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石碑尚存。竹溪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尚留遗址断碑，余无考。”[5]到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先后建立了29所书院，有“铜仁府的铜江书院和卓山书院；思南府的斗坤书院、为仁书院、中和书院、文明书院、凤冈书院和文思书院；石阡府的镇东书院、明德书院、龙川书院、起凤书院等等”[4]34。由此可见，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的数量较多。书院在黔东地区的兴起,对黔东地区儒学文化的普及、学术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书院发展的特点 书院是由中原地区传入黔东地区的，作为中原文化的一种载体，书院既保存了儒学文化的传统特点又因受到地方文化的影响，在黔东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1）内容以传授王阳明的心学为主 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朝，黔东地区各大书院的特色就是以学习王阳明的心学为主。王阳明于明武宗正德年间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站（今贵州省修文县），在阳明洞潜心研究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思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心学”体系。王阳明最早在贵州的龙冈书院和文明书院进行讲学，并传播他的“致良知说”、“知行合一”的新儒学思想，进而扩展到其他地区的书院。而后王阳明的思想因其本人的讲学以及其身后大量的“黔中王门子弟”的传播，贵州大部分的书院逐渐发展以学习王阳明“心学”为主。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心学的传播者以思南府人李渭最为有名，他也在黔东地区各大书院进行自由讲学，将心学传播到思南府以及附近的铜仁府、石阡府等府属，从而也传播了一些先进的中原文化，促进了黔东地区书院的发展。 （2）书院发展民族教育色彩浓 民族教育色彩浓厚是黔东地区书院发展的一大特色，在这点上，与中原地区的书院有很大的不同。黔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卫所和流官，同时更注重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兴办官学的同时，也大力发展书院，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黔东地区的思南府就是土家族聚集的地区，明清时期也在此处建立一些书院，如：明隆庆年间，佥事周以鲁在思南府建立的斗坤书院，知府田稔、推官伍次及郡人李渭讲学于为仁书院。为了促进书院的发展，必然得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符合，从而使得书院教育民族色彩浓厚。 （3）官民合力办书院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书院迅速发展并呈现出官民合办的特征。很多地方官员把兴办书院、培养人才作为第一要务，积极投身到书院教育之中去。以明清时期的铜仁府为例，著名的铜江书院和卓山书院分别就是在当时的地方官员毛科、易佩绅的主持或者支持下兴办的。石阡府的明德书院则是在明朝隆庆六年由知府吴维创建的。而在官员积极兴办书院的同时，一些地方上的绅士、重要人物也积极参与进来，如印江县正本书院的建立则是由地方起义军首领出资的，“清朝同治七年，正本书院建于印江县的木黄镇，当时天堂乡陡溪苗族起义首领严黑山的百余担田产和木黄镇老寨人杨立正德20余担田产被提作书院学田”[4]26。又如松桃直隶厅的松茂书院也是于“光绪元年地方绅士戴明扬等筹建”[4]27。 （4）书院的官学化 最初设立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官学的不足，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院的发展逐渐趋向官学化。到了清代，黔东地区的书院无论是在创办权上、书院的经费来源还是书院的管理权上绝大部分都控制在官府的手上，一步一步官学化。又由于明清时期是科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的教学内容以儒学的四书五经为主，以培养官吏为目的，逐渐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三）私塾的发展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教育机构，是中国教育史上，开设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实行范围最广的一种教育形式，私塾大致分为四大类，一是坐馆，由塾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教学；二是廷馆，由村寨的富裕人家选举学东，请塾师来教书；三是族馆，是同一家族在祠堂内设置的；四是会馆，以同乡会的会馆为地址。据载，中国古代私塾最早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设帐施教”，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终止，历时2000多年，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1.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概况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私塾得到迅速的发展。据《铜仁地区志·教育志》记载，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有名的私塾有铜仁县的马脚营察院山私塾、白水洞私塾；德江县的新场镇馆；玉屏县的鸿雷草堂等私塾。除开这些府县私塾的发展以外，黔东地区各府州县的私塾也大量发展。以清代光绪三十一年为例，“黔东地区共有私塾1 011所，有塾师1 011人，学生人，其中铜仁市有私塾127所，学生2 015人，塾师127人：石阡县有私塾数143所，学生数有1 892人，塾师数有143人；思南县私塾数330人，学生数为5 960人，塾师数330人”[4]28。由此可见，在明清之际，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2.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发展的特点 （1）发展规模远超过前代，且种类多样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私塾迅速发展，超过前代，上文中已经提到，以清光绪三十一年为例，黔东地区就有私塾1 011所，其数量之多，为以前各朝代所不能比拟。此外，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种类多样，主要有坐馆、廷馆、族馆、会馆四大类。其规模之大种类之多，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 （2）办学地点、招生条件不受限制 由于私塾种类多，规模大，且私塾绝大部分建在乡村，教学地点、入学年龄、教学的内容以及学习的年限都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就教学地点而言，既可以在塾师家里、在商会会馆、在学生自己家里，也可以在家族的祠堂等等。学生年龄、文化程度也不限制，五六岁的儿童、二三十岁的成年人以及一字不识的文盲和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学生都可进入私塾。而教学内容则可以完全根据塾师个人水平、兴趣以及教学对象的实际情况来教授，一般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层次高一点的则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书，或者学习塾师自己编写的教材。 （3）教学思想封建 由于私塾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私塾在兴办的过程中，也往往带有很强的封建思想在里面。在传统的私塾中，办学以培养学生的封建道德，灌输“忠君”“尊孔”等思想为主，而且以“学而优则仕”为指导思想，使得大部分学生进入私塾的目的大都以追求功名、光宗耀祖为主，而不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私塾的发展既有优点，也有缺陷，但是以其优点为主，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私塾的发展促进了整个地区教育的发展，为后来民国、新中国新式学堂和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积极影响 明清时期，为了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统治。与此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黔东地区的传播。随着中原文化不断的向黔东地区的渗透，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和社交的扩大，黔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在纵横两方面都向着更强劲的势头前进。 1.推动黔东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两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北方大量人民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移至贵州。大量移民的迁入，给贵州带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于是黔东地区开始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生产方式由以前的“刀耕火种”开始转为“精耕细作”，农作物的品种也开始增多，如铜仁府，“铜仁一府的水稻就有44种之多，包谷则有九子包谷、黏包谷、糯包谷、红包谷、黄包等种类”[6]30。包谷、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开始引进黔东地区，“山农锄载石之土，杂种包谷、高粱、粟谷、尤恃番薯以给朝”[6]20。还有从当地民间流传的民族歌曲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如:“锄头、犁耙、柴刀，没有它们，五谷不能生长，我们没有饭吃。”[3]11这首民歌反映了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开始摆脱原始的生产工具和耕种方法，采用了比较先进的铁制生产工具，使得农业有所发展，生活得到了改善。黔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大批匠户的迁入还促进了该地区矿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思南、铜仁等府设朱砂水银场局，思播、普安、乌撒等地开采黑铅”[3]14。矿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得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2.文教日渐发达，人才辈出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清时期黔东地区得以有一大批人才的出现，与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大批人才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据统计，“在明、清两代500余年的科举制度中，黔东地区的生儒学子，登进士者126人（其中明代有43人，清代83人），中举人者878人（其中明代337人，清代541人），贡生1843人（其中明代656人，清代1 187人）。”[4]16在这些人之中，有很多著名的士人，他们或为贡生或为朝廷官员。比如，田秋（1494年-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思南府水德司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云南乡试举人，先后担任了福建布政司参政、四川按察使等要职，后升任广东左布政使。田秋一生为官清正廉洁，正直敢言，取得了较显著的政治业绩和声望，《黔诗纪略》云：“西麓在谏垣最有声，云南差镇内官肆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悉请裁汰。……，议郊坛不应侵民冢，土地坛不当合祭，皆引议侃侃”[7]18。李渭，号同野，明朝贵州思南府水德司（今德江县）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举人，历任化州知府、南京户部郎、韶州知府、云南左参议等。李渭潜心研究儒学，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讲学反对空论，主张实践。他与清平的孙淮海、贵阳的马心庵被称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明神宗赐他对联曰:“南国躬行君子，中朝理学名臣”。此外，还有著名的石阡府人王德本，铜仁府徐穆、徐如澍和曾瑞棻等人。这些人的成就得益于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当他们取得成就之后，又反过来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他们各自的小力量又进一步促进了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因此被后人所深深敬仰。 3.各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文化的传播要靠教育为载体，明清黔东地区通过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使得中原地区优秀的文化不断的渗透到黔东地区少数民族的各个层面，促使了黔东地区的教育文化与时俱进。中原先进的儒家文化已为各族人民所广泛接受，儒家宣扬的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道德原则逐步在黔东地区确立起来，社会风气焕然一新，人民“多气节，崇儒术,尚礼义,以气节相高，而耻为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不异中州。”[8]30与此同时，迁入到黔东地区的移民，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影响。比如，对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社会生活习惯等等有较多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把少数民族优秀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带回汉族地区，从而为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打破，民族歧视消失，使得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 4.为后世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为后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清代，黔东地区的教育基本沿袭了明代的教育策略。在清代的教育体系中，官学得到不断的发展，书院和社学的发展也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渐渐的纳入了官学体系之中。与此同时，为了解决黔东地区贫困子弟的读书问题，清政府增加了义学这种新的教育形式，打破了土司贵族子弟及地方豪强地主子弟长期垄断教育的局面，广大贫苦百姓的孩子也享受到了先进的教育。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基本改变了黔东地区教育长期以来的落后面貌，缩小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明清黔东教育开启了贵州大众教育的先河，经过不断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育体系也得到不断的完善，为后世教育的发展树立了典范。 （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虽然促进了黔东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也给黔东地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使得人们成为科举制的附庸 明清时期，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原先进文化的传入，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和进步。但是，统治者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所以无论是官学、书院还是私塾的兴办，都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明清时期主要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而明清时期黔东地区的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式等方面都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教学内容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为主，教学方式模式化，对知识不求甚解。发展教育最主要目的也是培养封建统治所需的人才。士人们一心想着进入仕途来光耀门楣，而不顾所学知识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从而也就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2.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 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大量传统民族文化的流失。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汉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黔东地区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居住饮食等风俗习惯不断发生变化。 黔东地区是民族杂居的地区，明朝以前，各少数民族大都只会讲本民族的语言和听懂一些相邻民族的语言。明以后汉文化的传入，使得黔东地区各民族的语言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在边远地区没通汉语之外，其他的地方汉语逐渐成为了公共的交际用语，甚至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被汉语所取代。“遵义府、铜仁府所属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侗族、蒙古族以及都江厅属的瑶族中，许多人的民族语言已渐为汉语所取代。”[3]30在饮食上，明清以前，“苗，炊熟必成团冷食，佐食惟野蔬，无匙箸，皆以手掬”[3]10。到了清代，在汉民族的影响之下，黔东地区的少数民族逐渐开始使用筷子、杯子等饮食工具。在服饰上，清王朝还曾对黔东地区少数民族进行过强制性的改革。比如：现如今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的服饰趋于大众化，就是二百多年前清政府实行强迫同化政策，逼令改装的结果。在丹寨县，不准苗族人民讲苗语，禁止苗族妇女穿裙子、挽发髻。对不愿改变装束的群众要“拿当奸匪究办”，并派兵把守在山路口和场坝上，手持剪刀强迫剪掉苗族妇女的裙子和头发。这种强制性的改革，严重违背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官学、书院和私塾的发展促进了整个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其积极影响还是大于负面影响的。黔东地区教育的发展既是黔东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黔东地区民族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不同教育形式的互相渗透则奠定了当今黔东教育的基础，其历史继承性也决定了其特点对于当今教育的重要意义。唯有把握其历史特点，才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发展黔东地区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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